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先引数据: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只有“饿魂”了。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自49年蒋介石迁台后，雷震、殷海光、李敖等知识分子秉承民主自由传统，依托《自由中国》《文星》等报刊，不断挑战国民党威权统治，争取言论、组党等自由。台湾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虽不能主导政局，但逐步完成了对台湾民众的政治启蒙，为日后台湾的民主转型积蓄了力量。

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与《自由中国》

1969年雷震被捕后出庭

1964年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之年。在那一年，鲍勃·迪伦写了一首著名的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他在歌里唱道：“外面正在爆发狂野的战斗，它将震动你的窗户，它将撼动你的墙壁，因为这是变革的年代。”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在一片混乱中，人们听出了时代的梦想与光荣。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是2011年。现在外面同样爆发了狂野的战斗，时代同样震动了世界的窗，撼动了世界的墙，但是我们却无法像鲍勃·迪伦那样意气风发。对2011年的世界，我们能说什么呢？太多的希望，太多的焦灼，太多的忧虑。这是一个通向未知的时刻。对2011年来说，也许更恰当的一个称呼是“动荡与希望之年”。

1卡扎菲：革命的世界

他已统治利比亚42年。他本可以继续统治下去，还可以在死后将权力交给心爱的儿子赛义夫。但一个突尼斯小贩结束了他的光荣统治。去年12月17日，走投无路的小贩布阿齐兹站在市政府门前，往身上浇上汽油，喊了一句“那你们让我怎么活？”点火自焚。这根火柴点燃“阿拉伯之春”的浩大革命。这场革命贯穿了整个2011年，蔓延到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覆灭了卡扎菲家族。这不是政变，不是叛乱，而是货真价实的革命。革命——从1991年颜色革命以来，这个词已和世界暌违20年。

卡扎菲目光阴郁地出现在电视上，破口大骂敌人是“老鼠”，是“嗑药的疯子”，所谓革命不过是一场化妆舞会。他呼喊着胜利，但那副狂乱的神态只能让人联想到灭亡。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个半神变成歇斯底里的落水狗。卡扎菲和敌人战斗了8个月——残酷血腥的8个月，25000人死亡。

他的结局比料想的还要悲惨。我想大家都记得他死前的遭遇。同样是末路独裁者，齐奥赛斯库是被枪毙的，萨达姆是被绞死的。他们毕竟还经过审判，而卡扎菲则是被凌辱、殴打、然后枪杀。利比亚的革命从头至尾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我们无法为卡扎菲的统治辩护。战后，记者在卡扎菲儿子的豪宅里发现了被烫得面目全非的保姆。这个保姆两次被女主人捆在浴室里，浇上滚烫的开水。被烫完后，她又被饿了三天。卡扎菲的儿媳下令谁要是给她食物，就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另一个保姆告诉记者，自己经常被主人用刀子割伤。不用谈卡扎菲的巨额财富，不用谈他对政治犯的镇压，只要看看保姆那张骇人的脸，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样的人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统治这个国家。

卡扎菲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家。他的统治也遵循了许多亚非拉革命家的老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渴望输出革命；90年代他遭受挫折；2000年以后他腐化平庸，除了继续统治别无追求。最后他被革命者杀死。

童话故事里，女巫被杀死了，公主和王子就总是“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实世界不是童话。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何去何从，目前还无法逆料。值得一提的是，利比亚过渡委主席在“利比亚解放庆典”上发言，表示利比亚应恢复一夫多妻制。利比亚反对派力量错综复杂，这种表态并不具有决定力量，但依旧让人感到阵阵寒意。许多曾热情支持比利亚革命的人为此感到沮丧。

埃及爆发了二次革命。叙利亚的局势一触即发。阿拉伯之春的未来同样悬而未决。它让2011年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忧虑。它许给这个时代的希望有多大，这个时代对它的忧虑就有多深。

年末，五位嘉宾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国家电视台分别作主题演讲。很巧合的是，其中的四位主讲嘉宾都重点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减税。

他们分别是刘明康、柳传志、樊纲、陈志武，角度虽有不同，但观点较为一致：当前，中国的税负水平太高了，应当减税。

不过，这与有关部门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尽管不同主管部门给出的数据并不一致，但立场结论相同：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事实上，在牵涉到每一个人利益的税负问题上，民间感受与官方立场的相左一直存在，但在2011年的一整年，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多少令人有些意外。

12月11日，财政部刚刚公布，2011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全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已无悬念。

这必将在统计上推高早已招致颇多非议的宏观税负水平。

樊纲说，财税改革确实到了一个新的时候。刘明康主张，政策性、结构性的减税规模应当有所扩大。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尽管不同立场之间关于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争论，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也许永远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税制改革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我们已经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了。

税负痛苦吗？

“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

今年9月，或许就连美国《福布斯》自己也未曾料想，该杂志 2009年的一则“旧闻”——“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竟再次引发国内舆论的广泛争议。

郑欣淼

单霁翔

昨日上午，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故宫博物院中层会议上宣布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截至发稿为止，文化部官网并未出现正式任命的通知。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1947年生，自2002年起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有与会者称，他在昨天的会议上落泪。

郑欣淼：65岁离任

昨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召开全体大会，文物局机关全体成员与直属机关领导出席。文化部部长蔡武宣布，文化部副部长励小捷接任单霁翔成为国家文物局新局长。

而后，在故宫博物院的中层会议中，蔡武宣布单霁翔成为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今年10月将满65岁的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离任。2002年9月，郑欣淼开始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算来有近10年的任期。

有与会者称，他在昨天的会议上落泪。另有与会者称只是情绪激动，并未落泪。一位故宫工作人员向早报记者表示，郑欣淼任故宫院长10年，对故宫感情深厚。

去年5月以来故宫负面事件频出，失窃、别字、文物损坏等种种事件被归纳为“十重门”，体现出公众对故宫的信任危机。郑欣淼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将在今后加强信息公开和引进监督，建立故宫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机制。2011年12月间，他还接受媒体采访，谈及他对故宫这样的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理解。